□ 武斌

【资料图】

1763年10月，休谟陪同赫特福德勋爵启程赴任。他们一到巴黎，便受到空前的热烈欢迎。显爵贵妇一个个兴奋不已，纷纷向这位誉满全城的哲学家欢呼致意，以与他结识为一时之荣。法国国王立即召见了他们，国王全家也都十分快活，孩子们逐个向休谟鞠躬致敬，表达他们的爱慕和景仰之情。

休谟在抵达巴黎后不几天便给亚当·斯密写了一封信，描述了突然经历的离奇变化给他带来的最初感受：他的前半生在爱丁堡的市民当中是被攻击、指责和迫害的对象，现在则成了法国宫廷和权贵们无比崇拜的偶像。他说：“特别是在最近几天，我在枫丹白露遭受了（这个措词并非不恰当）任何人在同样时间里所能受到的最多的奉承。”几个星期后，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：“在这里我吃神仙吃的食品，喝神仙喝的酒，只闻芳香，脚踩鲜花。我会见的任何人，特别是所有的太太、小姐都认为，如果不就我的名声对我说一番冗长的独出心裁的话，他们似乎就没有尽到不可或缺的义务。”

的确，休谟在巴黎获得了一个哲学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。在当时的巴黎，哲学家便是王，而休谟则是哲学家中的王，宫廷里的达官显贵或沙龙中的文人骚客都执臣下之礼，休谟则像神那样周旋其间。

由贵妇人主持的沙龙是巴黎的思想文化中心。休谟到巴黎后造访的第一个沙龙是若弗兰夫人家的沙龙。若弗兰夫人被人戏称为百科全书派诸兄弟的“大婶”。她阔绰有余，足以为文学和艺术界人士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。实际上她本人既没有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修养，更谈不上哲学和政治上的造诣，可是她却能在客人中应付自如，并赢得受人尊重的那些人的敬意。

在巴黎期间，休谟不仅与达朗贝，而且与许多著名的学者，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，如狄德罗、爱尔维修、霍尔巴赫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法国的哲学家们对休谟十分敬重，把他称作“Le bon David”（好人大卫）。在休谟来巴黎之前，霍尔巴赫就曾给他写信，表达要“结识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、人类最亲密的朋友的强烈愿望”。1766年，休谟回国后不久，霍尔巴赫又写信说：“我必须承认，我为被一位伟大人物所记惦着而自豪，至少我知道他的友谊的应有价值。”狄德罗也曾写信给休谟，表达热烈的热爱和敬重之情。爱尔维修、达朗贝等人则多次建议休谟在法国期间写一部《基督教会史》，深入地批判神学，认为由他来写最合适，也会是最有价值的。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伏尔泰，因为他不在巴黎，未曾与休谟见面，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多次提到休谟，称他为“我的圣大卫”，说他“是一个公正的人”，有一颗“卓越的心灵”。

休谟经常参加哲学家们的聚会。霍尔巴赫每周或隔周在府邸举行宴会，这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个沙龙，人称定期召开的“哲学三级会议”。在这里，人们进行比较严肃的哲学讨论，话题很广泛，并常提出一些大胆的学说，常谈论触犯神学的事情。

休谟很珍视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友谊。他在一封信中曾说： “我在这儿这么受欢迎，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开始时真觉得有些吃不消。不过现在已经习惯多了，我也逐渐习惯于说法语。我和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种友谊是那些愚蠢的、虚情假意的恭维吹捧所无法相比的。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，他们开始善意地开玩笑，说我的笑话……我已经觉得很习惯了。我也许要在这儿长久居住下来，不愿意回到伦敦那种党争、逐利和令人窒息的生活。我要住在我喜欢的地方，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……”

（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，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）

【编辑：邓腊秀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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